佳文赏析 |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与动力机制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扩散。东部地区的污染产业和企业也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转移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但为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考虑产业转移，还需考虑污染产业转移及其伴随的污染转移。今天特为大家推荐一篇发表于《地理研究》2020年第7期题目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与动力机制》的文章。文章通过大量相关文献的梳理，系统归纳了污染企业和污染产业的概念和类别，总结了污染企业和污染产业的转移特征、模式和动力机制。

（原文请至中国知网下载阅读）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国内产业转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企业迁移与产业转移日益普遍并相互依存，不仅促进了地区产业分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缩小了区域差距、推动了区域的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之后，中国凭借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等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然而东部沿海地区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承接了大量低技术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不平衡，驱动了污染产业的转移，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盲目引入污染企业。发达地区的经济转型、结构变迁和城区功能提升正在推动大量污染企业的外迁,近年来多数大城市城区实施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企业的“退城搬迁”。污染产业的国际与区际转移，在重塑产业地理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的同时，也推动了环境污染的扩散和转移，尤其对转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的跨区域环境问题也逐步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和学界的重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探讨的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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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产业的界定和分类

表1 污染产业的类别

企业迁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区位调整，是企业的价值链活动在空间上的变化。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迁移的界定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企业迁移是指为了新产品或原产品寻求新的空间扩张而把原企业经济活动全部或部分搬到新工厂。产业转移是因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现有研究对产业转移概念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表述。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既具有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的一般特点，也呈现出特有的转移特征和模式。本文从尺度、方向、方式等三个方面总结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和模式。

尺度特征与模式

城市层面：城市层面包括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两个方面。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内部的转移可能存在三种模式：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第一种是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农村或城市边界等非敏感地区转移。非敏感区具有成本低和环境规制弱的特点，向该区域转移可降低成本、减少城区污染。第二种是向各类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交通枢纽区等转移。为了优化城市产业空间结构，各类园区已成为当地政府培育产业集聚和集群的主要载体。在政府政策和中心城区成本飞涨的驱动下，功能区转移已成为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模式。第三种是迁离河流湖泊等水域地区或向城市跨界河流转移，避开生态环境敏感区。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之间的转移也普遍存在，城市层面上仅讨论省内城市间的转移。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之间的转移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蔓延的特征。

图1 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内的转移模式

      省域层面：随着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工业基础较好、技术水平较高和原材料较丰富地区成为污染产业省际转移的首选地。省域层面的转移可分为邻省转移和跨省转移两种模式。邻省转移因距离较近既能同原产业链保持联接，又能节约综合要素成本。邻省转移模式以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省份为中心，向其邻近省份扩散，可能存在三种转移路径：迁至多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份迁至下游省份、沿交通线迁至次级城市。行政区交界地带成为重要的迁入地，也正沦为污染企业的公共排污场。污染企业如此青睐行政区交界处，原因有三：一是交界地带受重视程度低，环境监管力度不够，位置偏僻，执法难度大；二是交界地带资源丰富；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及地方领导环境意识薄弱，为追求政绩招污纳垢。同时多数省份存在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转移污染的搭便车行为，跨省河流成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重要路径。沿交通线转移是城市群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一种路径模式。污染企业/产业的跨省转移也很常见，东部地区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就是一种典型。跨省转移可能存在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三种模式。在省域尺度上，污染产业转移路径还呈现出“晕轮模式”特点，即由迁出地向邻近省份转移并逐渐扩散至周边更远地区。

图2 污染企业/产业的邻省转移路径与模式

国家（地区）层面：污染企业/产业的国际转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 （地区） 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投资的途径，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转移的污染产业主要涉及印染、染料、化纤等纺织业，制革、电镀、橡胶塑料、化工、能源、冶金、玩具制造、贵金属及其制品、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零件、火力发电等。

方向特征与模式

表2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

方式特征与模式

表3 污染企业迁移方式的比较

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

01

经济因素

经济效益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和追求的目标，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考虑成本和效益。欠发达地区的低成本与发达地区的高成本形成巨大的拉力和推力，共同驱动污染企业的迁移。大量污染企业迁移农村就是因为农村的土地成本较低，尽管宽松的环境管制也起到了吸引作用，但土地成本的影响远远高于环境管制。公众作为社会力量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也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只有当公众参与环保成本较低且期望收益较高时，参与行为才能实现。对于污染企业而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成本外，还需考虑环境成本和迁移成本。环境成本可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前者指因环境因素产生且由污染企业承担的费用，比如排污费、污染罚金或赔偿或补偿金、环境治理费用、购置环保设备费用等。迁出地与迁入地因环境规制强度不同造成的环境成本差以及政府给予的奖励性收入直接影响着污染企业的迁移决策。因相邻地区的单位环境成本相近，产业选择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若将环境成本作为产业选择的重要指标，不同污染水平的产业分布及其转移存在空间梯度。迁移成本是指污染企业在迁移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主要是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搬迁成本以及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费用。

政府、公众和企业三者的利益博弈是影响污染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农户家庭）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驱动污染企业集聚于欠发达地区，既有当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也包括污染企业的环境行为为政府提供了寻租空间。市场是污染产业转移的内生动力，如陶瓷产业的转移主要受市场的驱动。伴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生产要素流动加强，污染产业的空间聚散也更加便利。国内市场一体化通过贸易创造与生产替代效应、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效应降低污染产业比例，然而对不同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同，东部重污染产业迁入受其抑制，而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

02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也会影响污染企业的迁移，如废水和废气企业的迁移与水源地和风向有关；同时迁移呈距离衰减特征，如环境规制促使污染企业就近迁移且随时间推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地理区位不仅影响企业排污决策，还会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如上游地区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因此下游地区对水污染的规制强度更高，这将会影响污染企业在流域间的迁移。尽管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对环境污染的溢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地理因素的影响更大，地理因素的作用还体现在集聚效应上。产业集聚效应驱使污染企业在空间上聚集，而形成的污染企业集聚区又会吸引更多的污染企业进入，这种集聚效应和吸引效应在同行业间最大，也存在于不同行业间。此外，污染企业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区域关联性也会影响其区位选择，如资源禀赋相似的地区会吸引污染企业的迁入，资源型污染企业倾向于迁向原料丰富的矿区。区域关联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邻近性、资源禀赋、交通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的关联，还包括产业关联、技术关联、文化关联、制度关联等。

03

社会因素

污染企业在迁移前后面临着政府、市场和民众三方面的压力。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增加环境成本，给污染企业施压；市场压力体现在企业信誉、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上；民众的压力更为直接，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对污染企业的迁移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污染企业迁移带来的环境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于此政府通过实施环境政策介入治理。然而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降低环境规制，使得政府的环境规制也出现了失灵，继而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参与了环境的监督和管理。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 29%的速度递增，环境冲突高发地区与污染产业的分布高度重合，如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江苏启东与四川什邡的反污染事件以及皖南吕村与皖北田村的环境维权事件。由于环境污染波及范围广且具公共性，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环境信息的逐步公开，公众开始关注环境污染并参与环境治理。污染企业迁出区和迁入区的公众会自发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对其实施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一般通过来信、上访等方式向政府/环保机构表达诉求，或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引导社会舆论，或通过环保组织与企业协商，迫使污染企业补偿环境损失、降低污染排放或关停/迁移污染企业。污染产业的转移决策明显受到转移成本和公众的参与程度影响，如公众参与监督强度的减弱会促使污染产业不转出或转至公众参与监督程度更弱的区域。民众与污染企业的抗争及其策略驱动了污染企业的迁移，影响到污染问题的解决，这种参与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强度要大于正式环境规制。

04

政策因素

“污染天堂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地区迁至环境规制宽松地区。最早的相关研究从国家层面验证落后国家是否因为更低的环境门槛而吸引了跨国资本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后续开展了国家内部污染企业的迁移与环境规制的关系。然而实证研究因数据、样本、区域、污染物和产业类型等不同以及环境规制测度的差异而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迁移与转移的影响。

05

综合因素

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数学者在实证分析中也考察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因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程的差异，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也存在区域差异。从全国层面上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资源禀赋、历史基础、交通条件、市场规模等也产生了显著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劳动成本、国际贸易、路径依赖和基础设施等影响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布，而影响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环境规制、土地价格、开发区规划以及交通可达性等。为了更清楚地看出综合因素的影响，对相似文献进行归类，提炼总结出共同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企业自身条件、空间集聚效应和多种制度的交融。

结论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结合当前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热点问题，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概念、分类、特征、模式、机制，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官方文件、污染排放强度、污染排放规模是污染产业界定和分类的主要依据。污染企业/产业转移既具有一般企业/产业转移的特点，也呈现出特有的转移特征和模式。污染企业/产业在城市、省域、国家三种地理尺度上发生空间转移，并形成不同的转移模式。在城市内部形成分散式外围区转移、集中式功能区转移、远离敏感区转移三种模式。在省内城市间呈现出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由环境规制强的核心区向环境规制弱的边缘区转移的特征。在省域层面上包括邻省和跨省两种转移模式。邻省转移模式以经济较发达和环境规制较强的省份为中心，向邻近省份扩散，形成向多省交界处、由河流上游省份向下游省份、沿交通线向次级城市的三种转移路径。跨省转移形成成本导向型、市场扩张型和政策推动型的三种模式。国际污染企业/产业在中国的转移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扩散的路径特征，集中在中国港、澳、台及美、日、韩等国家（地区），污染产业涉及多个行业。

2.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模式。区域视角下表现出城郊间、城乡间、邻近区域间、省内和省际区域间、地带间等5种转移方向模式；地理视角下呈现出向交通枢纽地区、向偏远地区、远离水域地区、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等4种方向转移模式；经济视角下表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成本地区的转移特征；功能区视角下呈现出向工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转移特征；政策视角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上，倾向于由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至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其中还考虑了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环境规制。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模式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污染企业的迁移方式包括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两种模式，后者又包括迁移生产基地、工序外包、绿色并购与对外收购、建立子公司或分厂等几种方式。

3.经济、社会、地理、政策等多种因素既单方面又相互交织影响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形成复杂的动力机制。一般成本、环境成本、迁移成本、市场、经济效益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利益博弈是影响转移的经济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理区位、集聚效应及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区域关联上。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自发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的监督和管理，对污染企业实施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其迁移行为。环境规制是影响污染企业迁移和污染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多维的复杂影响机制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企业的异质性、空间集聚效应、制度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讨论

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加强国际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研究；污染企业/产业特有的转移特征与模式须深入剖析；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需细化系统研究；加强污染企业/产业转移影响及污染物转移量的分析；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和系统研究相对不足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借助大数据开展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动态分析和预测研究。

基于此也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完善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避免乡村成为污染企业/产业的天堂；重视边界交界地带污染企业的迁入。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戴其文，男，安徽郎溪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美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主持教育部项目和国家民委项目各1项，省级项目1项，厅级项目8项，在《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Sustainability》《Complexity》《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生态学报》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SSCI/SCI论文5篇，CSSCI论文20余篇。先后获得中国自然资源学会青年优秀论文奖、广西师范大学“十佳青年”、广西师范大学“独秀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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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地理研究》

经作者授权转载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公众号无关，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责任编辑：于汶佳  

审编：王佳雯  

终审：顾伟男 田巍 梁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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